【香港民事上訴】BGA Holdings v Chu Kong：新證據須有重要影響，但毋須具決定性

判例焦點：香港上訴庭 CACV 403/2026（[2026] HKCA 2139）為何批出新證據許可及 65 萬訟費？

民事上訴中，當事人有時會申請呈交下級法院未曾考慮的新證據。本案涉及拒批資產凍結禁制令（Mareva injunction）後的上訴，並非經完整審訊後就實體責任敗訴的案件。在近期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頒布的判例 BGA Holdings Limited v. Chu Kong（案件編號：CACV 403/2026；判案書引稱：[2026] HKCA 2139） 中，上訴法庭裁定批准原告在上訴中呈交新證據（Leave to Adduce New Evidence），並同時下令反對一方須承擔高達 650,000 港元的訟費。

此案再次凸顯香港上訴法庭在平衡「訴訟終局性（Finality of Litigation）」與「防止司法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之間的嚴謹司法標準，以及當事人在上訴階段進行非正審申請（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時所面對的巨額訟費風險。

法律深度拆解一：香港上訴庭接納新證據的《Ladd v Marshall》三大門檻

根據香港《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59號命令第10(2)條規則，上訴法庭在處理針對原審判決（經審訊後作出的裁決）的上訴時，除非具備「特別理由（Special Grounds）」，否則不會接納原審時未有呈堂的新證據。香港法庭一直嚴格遵循英國上訴法院經典案例 Ladd v Marshall [1954] 1 WLR 1489 所確立的三項累積性測試（Three-Limb Test）：

1. 合理努力門檻（Reasonable Diligence）：申請人必須向法庭證明，該項新證據在原審審訊時，即使已付出合理努力（Reasonable Diligence）亦無法取得。若證據一直存放在申請人自己的檔案櫃或電郵內，純粹因疏忽或訴訟策略失誤而未有呈堂，上訴庭通常會拒絕申請。
2. 重要影響門檻（Important Influence on Result）：該新證據如獲接納，須可能對結果產生重要影響（毋須具決定性，亦毋須證明必定推翻原判）。
3. 表面可信性門檻（Presumably Credible）：該新證據在表面上必須屬可信（Credible），即沒有明顯矛盾或造假跡象。

法律深度拆解二：為何民事上訴的單一申請訟費可高達 65 萬港元？

在 BGA Holdings Limited v. Chu Kong（CACV 403/2026）一案中，單就呈交新證據申請所判處的 65 萬港元訟費，反映了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的兩大訟費原則：

• 訟費隨訴訟結果而定（Costs Follow the Event）：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在非正審申請（例如申請呈交新證據、申請擱置執行判決等）中敗訴的一方，原則上須賠償勝訴方為準備該次申請所招致的合理律師費及大律師費。
• 簡易評定訟費（Summary Assessment of Costs）：為避免雙方在主審上訴完結後再花費數月進行繁瑣的「訟費評定程序（Taxation）」，上訴法庭現時普遍要求雙方律師在聆訊前提交訟費清單（Statement of Costs），並在頒布裁決時直接即時評定一個整筆金額（Lump Sum），實際支付期限及安排須按法庭命令和適用規則核實。

民事訴訟及商業糾紛當事人的4大實務自保策略

1. 原審「文件披露（Discovery）」階段務必徹底搜證：上訴庭絕非「第二次審訊（Second Bite of the Cherry）」。當事人在原審前必須全面檢視所有銀行月結單、合約草稿、WhatsApp／電郵通訊及公司註冊處紀錄，避免依賴事後才補交新證據。
2. 發現對手隱瞞文件時即時保留證據鏈：若在原審後才透過第三方、海外機構或公開查冊發現關鍵新文件，應立即記錄取得該文件的確切日期及途徑，以滿足 Ladd v Marshall 第一項「合理努力」的舉證要求。
3. 精準評估非正審申請的勝算與訟費風險：在高等法院及上訴庭層面，非正審申請的費用會因複雜程度、聆訊時間及所需法律團隊而有很大差異。在決定提出或反對申請前，必須由熟悉《高等法院規則》第59及62號命令的訴訟律師進行嚴謹風險評估。
4. 善用和解協議（Settlement）或承認過失條款控制訟費：當發現對方的新證據申請具備充分法理及事實基礎時，透過有條件同意（Consent Order）處理程序細節，往往比強行抗辯並承擔額外訟費更符合商業利益。